建国初期，在取得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，党中央、毛泽东主席于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的“三反”运动。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，保持党员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经验。在这次运动中，党中央果断处决了战争年代的有功之臣——因贪污、腐化而触犯党纪国法的刘青山和张子善，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耳发聩、扶正祛邪、清廉治政的良好效果，树立了50年代好的政风和干部作风。
　　56年过去了，虽然在人们的记忆里，刘青山、张子善的名字已随时间淡化，年轻一代对此事件更一无所知，党和国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，但腐败现象依然存在，腐败源头还未能彻底治理，腐败还不能一下根除。所以，在党中央力惩腐败，加强和谐社会建设，突出抓党的廉政建设中，重温和借鉴历史，冷静思考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这对于各级领导者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者，怎样作好手中的权力定位、贡献社会定位和个人价值定位，显得很有必要。

　　刘青山、张子善其人其罪

　　刘青山、张子善，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，经历过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。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的高阳、蠡县的农民暴动，曾被国民党逮捕，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。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，参加狱中绝食斗争，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。
　　1949年8月，天津地委、专署成立，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从冀中8分区调入，刘青山任地委书记，张子善任专署专员。薄一波曾从历史的角度，在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中写道：“应该公正地说，他们的确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，曾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，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过自己的贡献。”但是，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，工作环境的改变，特别是进入城市工作后，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的腐蚀下，他们成为了毛泽东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、提醒全党同志注意的那种人：“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，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，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。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，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；但是，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”刘青山、张子善果然成为了这类人的典型，因贪污腐化，蜕化变质而触犯党纪国法，最终成为了历史的罪人。
　　刘青山、张子善两人的罪行，归纳起来主要有五方面：
　　其一、利用职权，盗用公款。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、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、扣地方粮和干部家属救济粮、民工供应粮等，共计171亿元（当时的1亿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元。下同），用于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“机关生产”——即现在的“小金库”。
　　其二、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。他们勾结奸商等，以49亿元（49万元）巨款倒卖钢材，使国家蒙受21亿元（21万元）损失。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，他们不顾灾民疾苦，占用4亿元的救济款，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。
　　其三、破坏国家政策。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，成立非法的“建筑公司”，从事投机活动。
　　其四、盘剥民工。在兴建潮白、永定、大清、龙凤、海河等工程中，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食换成坏粮食，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，从中渔利达22亿元（22万元）。
　　其五、腐化堕落，拒不悔改。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、挥霍共计3.7亿元（3.7万元）以上。其中，刘青山1.8亿元（1.8万元）；张子善1.9亿元（1.9万元）。张子善为逃避罪行，一次便焚毁单据300多张。刘青山还吸毒成瘾。
　　1949年底，副专员李克才对刘青山、张子善行为有所觉察，并于1950年就刘青山吸毒和刘张二人挪用公款等问题向省委反映。但在刘、张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统治下，问题未得到揭露。1951年春夏之交，《人民日报》披露了天津地委非法倒卖木材的事件。但经刘、张四处活动后，木材事件不了了之。同年10月，李克才又两次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刘、张问题，因所反映的问题未得到证实，组织部的同志提醒李克才要注意领导班子的团结。1951年1月底，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第三次党代会。会上，刘、张问题被公开揭露出来，天津地区的代表纷纷发言，揭露了刘、张二人的许多问题。自此，刘、张问题在省里领导中引起了很大震动，省委对此十分重视，省委组织部部长薜迅代表省委在会上当即表态：要将此事作为一个大问题严肃处理。由此，查处刘、张问题提到了省委工作的议事日程。

　　对刘青山、张子善罪行的量刑处理

　　省党代会结束后，省里组织了以薜迅为组长，李克才、阮泊生为副组长的工作组，赴天津调查刘、张问题。调查结果：刘青山、张子善严重地触犯了党纪国法。在此基础上，中共河北省委、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调查处理委员会，对刘、张进行立案处理，对二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再次审查和取证。根据二人的犯罪事实，中共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，对刘、张二人依法予以逮捕法办。11月28日晚，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，传达华北局的决定。29日上午，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。12月2日，刘青山回国后即被逮捕归案。在河北省召开的党代会主席团成员会议，正式宣布逮捕刘、张二人。经河北省委研究，12月4日，报请华北局批准，作出了开除刘青山、张子善党籍的决定。
　　12月14日，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、张二人的处理意见：“刘青山、张子善凭借职权，盗窃国家资财，贪污自肥，为数甚巨，实为国法党纪不容，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，欺骗党，剥削民工血汗，侵吞灾民粮款，勾结私商，非法营利，腐化堕落达于极点。若不严加惩办，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，国法将不能绳以他人，对党损害异常严重。因此，我们一直意见处以死刑。”
　　20日，华北局经研究，向中央提出了对刘、张的处理意见：“为维护国家法纪，教育党和人民，我们原则上同意，将刘青山、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（缓期二年执行），由省人民政府请求政务院批准执行。”
　　刘青山、张子善案件是新中国成立后反腐败的第一件大案，毛泽东主席极为重视。如何处理这两个“有功之臣”？毛泽东亲自审阅了整个案卷后，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。接连几天，他紧锁双眉，一支接一支的抽烟，不住地在办公室里踱步，如同战争年代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一样。最后，毛泽东同意了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，作出了四点指示：第一、执行时子弹不射头部；第二、死后公家购买棺木埋葬（当时国家还未实行火化）；第三、亲属不当反革命家属对待；第四、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。
　　出于对刘青山、张子善地位和影响的考虑，也为了解决少数人对刘、张罪行的认同问题，毛泽东在考虑对刘、张的量刑时十分慎重和民主。12月下旬，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、张两犯量刑的意见。其结果：地委在家8名委员一致意见是：处以死刑。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：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的535人，占96.9％；判处死缓的8人；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；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。同意判处张子善死刑的536人，占97.1％；判处死缓的7人；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；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。毛泽东指示，将这些征求意见材料送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。在听取其对量刑的意见后，毛泽东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。于是，由河北人民法院宣判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对大贪污犯刘青山、张子善处以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　　1952年2月3日，华北局召开常委会，研究河北省的“三反”工作，会议布置了有关会审刘青山、张子善事宜，决定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对刘青山、张子善执行枪决，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拍摄电影。
　　公审大会前，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转达了天津市委书记、曾看着刘青山、张子善成长起来的黄敬的意见。大意是：刘、张错误严重，罪有应得，当判重刑。但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，有过功劳，在干部中影响较大，是否请毛主席考虑不枪毙，给他俩一个改造的机会。毛泽东说：“正因为他两人地位高，功劳大，影响大，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。只有处决他们，才能挽救20个、200个、2000个、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，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”

　　面对死刑令

　　1952年2月9日，即执行死刑令的前夜。刘青山、张子善分别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厅临时看守所的两个小房间里。代表河北省委、代表临时法庭、代表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意愿的省委某负责人等，走进了关押张子善的平房。看着这位两月前自己还与他作为高级领导干部，在同一张会议桌上对某些重大问题付诸表决的同事，张子善的身子在不住地发着抖，他坐下去，忙又站起来，牙齿轻轻地磕碰着。他已预感到：自己将在37岁的人生旅途上划上一个耻辱的句号。
　　作为主审人的负责人，心情复杂地看着张子善，宣布：“省委决定，华北局批准，开除你的党籍。”
　　张子善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其实这样的决定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他仿佛觉得自己似乎完成了一种心愿：是的，象我这样的人留在党内，那共产党还叫什么共产党？于是，他很快便回答：“我无意见。”
　　“还有——还有——”，主审人接着说。
　　“还有什么？”张子善紧张而急切地问道，他双手紧紧抓住桌沿。
　　“判处死刑。立即执行！”
　　张子善张大嘴巴，喘着粗气，一个字也未说出来。当他终于恢复神志后，声音异常低沉地说了以下的话：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。这对党有好处，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，因为我罪恶深重。我无什么牵挂。我的XX在农村任书记，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，这点请党注意。我毫无意见。请转告省委、华北局、中央，这样处理我很感激。和省里说一下，处决我自己，留下青山。
　　在另一个房间里，长工出身、文化不高的刘青山面对死刑令，则是另一种情况。当他听到对自己宣布“开除党籍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”的决定时，除表示伏法外，说道：“我还有一句话，我孩子的上学问题。”
　　“你用不着管，孩子是国家的，你想的还不如组织周到。你放心，你犯了法，孩子未犯法。”
　　主审人出乎意料的话，使这个大贪污犯显得无地自容。他失声痛哭后说：“告诉我的弟弟，把尸首收走。津市局（刘青山在天津的住处）有大小皮包，亦是党的财产，交给党。”
　　1952年2月10日下午1时左右，有2万多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在河北省保定市东关大广场内举行。临刑前，法官向刘青山、张子善宣读了中央的四条指示。刘青山、张子善听后都禁不住放声恸哭，悔恨交加。张子善面对记者的照像机说：“照个像吧，最后一次了，给后人留个教育……”
　　人多但显得异常安静的广场内，响起了石破天惊的“砰！砰！”两声枪响。两口事先准备好的紫色棺木，是刘青山、张子善的最后归宿。
　　刘青山、张子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。但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国家的事业，却在向前无限延伸。在这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上，刘青山、张子善事件如同警钟，长鸣不止，它告诫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：历史是公正的，历史也是无情的，任何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的人，不管职务多高，权力多大，能力多强，隐藏的方式多么巧妙，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。